原创 李振恃 口述 上海通志馆 收录于话题#口述史2#当代上海2
下文选自 上海通志馆、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《国球之“摇篮”：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》（复旦大学出版社）。
李振（上）：空军队的上海球员李振恃
1949 年生，曾获第33、34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和第34、36 届世乒赛男子双打冠军。两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。1981 年起先后担任八一乒乓球队总教练，八一体工大队副队长、大队长。现移居美国，从事乒乓球教练工作。
上海市少年冠军
我的经历和大多数打球的运动员确实不一样。
小时候，我打球是受哥哥李小茀的影响。因为那时候母亲乔无疆被错打成“右派”，父亲李茀唐被错打成“反革命”，都被关起来了。所以我就一直跟着哥哥，他在宁波路第二小学读书，有少年二级乒乓球的证书。他带我去看打球，我一看就挺高兴，挺愿意打。然后，就在家里放张桌子，拿个东西挡一下，跟他一块打。我家住在大楼里面，隔壁的办公室有一张乒乓球台，我们就偷偷跑去打。有时也被人家赶走，说太闹了，后来一看我们打得还不错，一招一式地有模有样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1961年，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办，全国掀起了乒乓球热潮，更激发了我打球的兴趣。
我所读的是北京东路小学，体育老师叫董康永，他年轻、有干劲，在学校里组织了一支乒乓球队，称为“五虎将”，我是其中一员。我们经常与外校打比赛，经常都是赢的，所以学校也出名了，上上下下都很支持。后来父亲放出来了，因长期睡在潮湿的地上，身体就瘫痪了，原来的单位说给一些钱让他退职。父亲知道我喜欢打乒乓球，而且打得很好，就悄悄用退职金买了一块正胶绿颜色的蝴蝶牌乒乓球拍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那天他就叫我过去，把球拍递给我，啥都没有说，不像平时还叮嘱我要努力，这要花很多钱等，我点点头就走开了。没多久他就去世了。董老师看我打得不错，就把我送到四川路的青年宫去训练，同去的还有我的浦光中学同学、后来与我有近六十年友情的老朋友徐文耀。青年宫教练叫李育明，他挺重视我，时常陪我打一打。记得参加市里的少年比赛时，有个瘦瘦小小的削球手叫刘顺根，我就是赢不了他，主要是人小没有力量。1964年参加市少年比赛时，我已进入中学了，就在决赛中胜了他，取得上海市的少年冠军，这在学校里是很大的一件事，连黄浦区的区长也来祝贺我。
这样，我就进了黄浦区区队。区队有两个教练，一个老教练叫丁冠玉，一个女教练叫马宝琴，两个教练对我都非常好，每个周末的邀约比赛，总是派我去打，主要是让我经受各种球路的锻炼。我当时的两个队友，一个叫丁振扬，一个叫金嘉琪，他俩的球打得很好，尤其丁振扬的搓球旋转力度大，对我帮助很大。他们俩无论去哪里打球，都像大哥哥一样带着我。
1965年夏天，上海队教练花凌霄组织上海市少年队的六人集训，准备出征在银川举行的全国少年比赛。我是队中球技最好的。当时家里很穷，母亲工资一个月60块人民币，所以每个月不到月底就要去小额贷款公司借钱，生活确实很不容易。能参加全国少年比赛的集训，我心中很高兴，最起码能吃饱饭，能有肉吃，还能练球，多好啊，当然就练得很卖力。临近出发了，实际上就是在宣布名单前，花凌霄教练把我叫到一边，他说，小李，我得告诉你，这次比赛没有你了。我说：为什么呢？他说，集训一开始就已经定了，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，家庭出身不好，还有海外关系。我一愣，当时就说不出话来。因为以前别人都是在背后说，或者一般都跟你糊弄一下，没有一个人这么明白地告诉你，而且说得这么坦率。花指导又说，不要灰心，好好努力，争取下一次的机会。同时，他说，我也不知道下次的路怎么走。确实当时他也不知道。所以，我很感谢他，直至现在想起来，我都很感谢他，因为他告诉了我实话。
1965 年,花凌霄教练 (三排左三)率上海市少年队获得了全国男少年比赛混合组冠军。二排左五为张虎根,二排左四为吴新民,三排左四为吴佳蓬 (刘顺根供图)
当年日本国家队来上海访问，市里安排他们在青年宫训练。教练就让我们这帮小孩躲在楼上，不出声地观看。日本队有长谷川信彦、荻村和木村等名将。我看到长谷川是蹲着去捡球的，即便是去捡球都在练腿部力量啊，原来世界冠军就是这么训练的。
因为时常代表黄浦区队外出比赛，我也曾和驻沪空军乒乓球队打了几次，赢得多，输得少。驻沪空军队的教练叫杨永盛，队长叫邵启阳，他俩很欣赏我，就汇报上去想要我。但是我的家庭出身不好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就直接汇报到驻沪空军的副政委李道之那里，李道之是将军，他很喜欢看球，有时下了班就坐在角落看运动员训练。杨永盛和邵启阳跟李副政委说，我们看到一个好苗子，想把他招来，但他出身不好，人家都不敢要。李副政委问了一下我家中的情况后当即就说，这跟他自己有什么关系呢？说到海外关系，他还没出生呢！现在不要耽误他了，你们报上来，别人不敢要，我批。
因为李道之将军同意了，所以1966年1月，我进了驻沪空军乒乓队。
空军队，我的母队
进了部队，穿上了军装，妈妈也很高兴。
我们在国权路170号空四军大院里的铁皮房子里训练。夏天太热，怎么办？我们就白天睡觉，睡醒了就去游泳，每天晒得跟黑煤球一样，这等于是在进行身体训练了；晚上则全队进行技术训练。当时毕东波、周苗根等老队员陪着我，对我帮助很大。教练杨永盛是削球手，他专门帮我打定点，削出转与不转的球，让我判断和适应。所以，这个阶段训练量大，水准也高，营养伙食费1.05 元一天，我在技术上得到很大的提高。
1967 年秋,驻沪空军乒乓队在军部大礼堂 (今四平路 1790 号内)门前合影。后排顾名炜 (左一)、周苗根 (左三)、毕东波 (左四)、李振恃 (左七)（任若谦供图）
对我来说，这段日子真是太短了。因为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部队的训练虽仍然保持着，但也不那么正规了。我们乒乓队开始排演革命节目，下部队先跳“忠字舞”，再打表演赛。我笨手笨脚不会跳舞，就混在乐队里敲打扬琴，部队还正儿八经地请来上海民族乐团的专业琴师教我们。下部队表演，尤其是到基层连队，没有乒乓球台怎么办？我们就找人做了张可拼装的球台，这大概是乒乓球运动史上最特别的球台了，每半个球台由四块木头拼起来，整个球台就是八块木头拼起来的，我们背着下基层，到了现场就叠合起来。
驻沪空军乒乓球队下部队到海岛 (嵊泗列岛)、哨所等地打表演赛。左图举毛主席语录和右图扬琴演奏者为李振恃 (顾名炜供图)
1968年下半年，驻沪空军乒乓球队解散了。上海邮电队就来要人，问我和顾名炜、王丹华、张福君两男两女愿不愿意去邮电局。乒乓球是上海邮电局的传统项目，去那里的话，一则属于正常分配工作，二则还能业余打球。这样，我就去了邮电队。这时“上山下乡”运动开始了，我的很多中小学同学去了外地务农，我没有这一段的经历。
我分在邮电局转运处机务组，具体工作是搞车床。我的车床师傅叫曹桃莉，第一天报到，她吩咐我压床，动作很简单，结果我用力太猛了，一压那个弹珠就打在我的脑门上，一下子就出血了。车间里顿时乱套了，急忙把我送到医院去缝针，现在我额角还有疤痕呢！我跟师傅说，我笨手笨脚，看起来不是块弄车床的料。他们都笑了。当时在邮电队，一星期练两次球，星期一下班练一个半小时，星期四一点钟以后可以去邮电俱乐部练半天，大约三个钟头。晚上，队友们会碰碰面。当时没有正经训练，就这么两次，并不是后来有人所说的，邮电队李振恃可以脱产不上班，每天打半天球，哪有这回事！邮电队的教练是上海名将刘国璋，他自己也喜欢打，家里的三四个儿子也都打球。他时常陪我练，让我练步伐。当时，凡逢春节、国庆、五一等重大节日，体育馆就邀请上海队跟邮电队打比赛。邮电队主要是顾名炜、余柏年和我。记得1969年国庆节，我们和上海队在卢湾体育馆连打了三场球，上海队的各个年龄组，各种各样的打法轮流出来应战，结果三场球的比分都是邮电队5∶4胜，我基本上拿了三分。所以，一下子就在上海传开了。那时候社会上的文化生活很贫乏，每次打比赛观众很多，我手中没有二三十张票去打点熟人和朋友就麻烦了。邮电局机务组的工人们对我非常好，各方面很照顾我，有个年轻人叫张建国，他喜欢打球，天天和我在一起，每次比赛他都要票去看，我如果不给他，就觉得好像对不起他。其实，不是上海队的技术不行，是他们心理障碍重重。后来，我听上海队的人说，一问谁愿意与李振恃打，都没人愿意上场。回想一下，跟他们的一些选手也有打成1∶1 的，甚至决胜局我曾以16∶20、14∶20落后，最多的一次是以12∶20落后，但一到20分对方就停住了，被我反败为胜。
李振恃加入邮电队后,参加在市体育宫举行的上海工人乒乓球活动。后排左二为李振恃 。(王有基供图)
第31届名古屋世界锦标赛后，因“小球”转动了“大球”，英国、日本等世界强队纷纷来上海访问。这时，上海队为了保证战绩，便从邮电局借我去打这些比赛。之前，我还去上海队训练过一段时间，应该说这里的技术训练、身体训练，包括伙食都要比在邮电队好多了。跟英国队交手，上海队以5∶3获胜，我拿了三分。上海队借我的次数多了，连食堂的师傅都认识我，每次都在我的盘里多盛一点菜呢。1972年，日本队来上海访问。我代表上海队在江湾体育馆与世界冠军河野满打了一场遭遇战。平时在邮电局队练习时，地面是大理石的，很滑，加上球台也不好，练球效果不理想。到了江湾体育馆，球台、地板很适宜，观众又那么多，灯一打开，我非常兴奋。我记得一上去就觉得他的球怎么这么慢呢，我完全可以用正手拍他，我胜了第一局，第二局河野满赢了我，第三局我又胜得比较轻松。当时是上海队的杨瑞华给我做场外教练。借我在上海队练球时，杨瑞华曾教我一手侧身打直线，我很感谢他。我下场后，杨瑞华高兴得喜笑颜开。其实，自“文革”以来的四五年，我并未进行过正规的大运动量训练，却能在正式比赛中赢下河野满，说明我还行，在这方面还有一点才能。原来并不知道世界有多大、水平有多高，只是在场上看，因为没有机会嘛。所以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的自信心。然而，话又要说回来，这次赢了河野满之后，他却成了我以后最难对付的一个对手。
1972 年,拥有河野满、伊藤繁雄和长谷川信彦等名将的日本队来上海访问。比赛结束后，上海队与日本队在江湾体育馆休息室合影。图中右三为李振恃 (刘明权供图)
我和邮电队都有点小名气了，江苏、浙江、湖北、湖南等省的乒乓球队到上海来，都邀请邮电队打比赛，我几乎没有输过。当时湖北队有一个叫肖作云的队员，他是胡道本的学生，中台打回头很好。他去了北京，胜了不少国家队的人，所以，来上海时提出要和我打一次，我以2∶0赢了。他说，这次不算，再打一次。我又以2∶0赢了。这不是说我有多强，只是拿这个例证对照一下，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到乒 乓世界里去打一打。但在邮电队里要拖多久呢？再这么拖下去，还有希望吗？同时，上海队借我出场，却又因家庭问题不调我，我也死心了。当然，当时大环境如此，我并不怨恨任何人。只是有的人表示同情，处理得柔和一点；有的人则嫉妒在心，甚至落井下石。
1972年年底，空军队的周苗根带了空军政治部的介绍信来上海找我。因为1973年要搞全军运动会，乒乓球怎么能取得好成绩呢？毕东波、周苗根便建议把我调回空军队。那天，我正在机务组上班，周苗根来到我的车间，问我想不想回空军。我说，当然想啦！都二十好几的人了，不能再耽误了。他说，除了告诉你母亲，你不能跟任何人说。我一听就跳起来了。但他同时说，邮电局能不能放你，得靠你自己去申请。
邮电局的党委书记叫杨克瑞，我们都叫他老杨，他是很有水平的军队转业干部。我去办公室找他，他秘书说，老杨在住院呢，等他元旦出院以后再找吧。我说，那不行，我有事。秘书问我什么事，我只得瞎说有重要比赛，想请老杨去看看。秘书告诉我地址后，我骑着自行车赶紧去华东医院。老杨在病房里正躺着，他平时也看我打球，就说：小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说，来看你。他说，不会吧？我说，正好路过。他说，不会吧？大冬天的你来看我干吗？我把旁边的窗帘都拉上，说，有个事想找你啊。他说，没有外人，说吧。我说了自己的情况，然后说，现在机会来了，想让你批准我回空军。老杨说，那就回去呗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说，你此话当真？他说，你的事我都知道，我答应了。正当口，门“哗”地开了，涌进来一帮人，你们知道谁来了？是上海的造反派头头、大名鼎鼎的陈阿大！他带队来慰问老干部。陈阿大也时常看工人队跟上海队比赛，他问我怎么来了，我支支吾吾地不知嘟噜了什么。陈阿大说，你出去一下，我跟老杨说个事。我紧张地看着老杨，老杨也不表示什么，我只得退出病房。在门外的这短短几分钟里，我的内心翻江倒海，这对我这一辈子是多么重大的事啊！若是老杨跟陈阿大说了，就坏事了，陈阿大是工交口的负责人，他是绝对不会同意我离开上海的。陈阿大走后，我赶紧进去问老杨，急得两手都出汗了，我说，你没有跟陈阿大说吧？老杨说，不用担心，我们谈别的事。我一下子放下心来。
空军这边也怕出事，周苗根跟我说，已打电话回去请示了，你这些天不要住在家里，住到军队的招待所去。我妈妈一听，就掉眼泪了，她也不理解此中的复杂，就哭着说，我们不打球了行不行？周苗根没有办法，就勉强同意我住在家里。这些天，我每时每刻都感到紧张。元旦上班以后，我和周苗根赶紧去邮电局办了手续。恰恰在这个时候，也即在办这个手续之前，上海队通过正常渠道下了调我的批文。你说这个事情怪不怪，命运捉弄人啊。
1973年1月18日，周苗根陪着我去虹桥机场，上了回空军队的飞机。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，也有不少人来送我，但也怕路上“劫人”，一直提心吊胆。飞机起飞了，我从舷窗上鸟瞰着上海的街景，默默地跟上海再见了。
当然，我还是很感谢上海的。在上海期间的磨炼锻铸了我，成了我宝贵的财富。后来，我听说在市工交口的大会上，陈阿大点名批评了杨克瑞。1974年，我取得了亚洲锦标赛的第一块金牌，就直接把它寄给了杨克瑞。
1973年的故事
回到空军队后，我告诉自己，时间不多了。因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关系，我从1968年到邮电这支业余队打球，尽管非常可惜，却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命运，现在则要与命运搏一搏了。当时空军队驻地在沈阳，毕东波、周苗根等陪着我训练，有时也会跟辽宁队打一打。辽宁队颇有实力，陈锡联、毛远新也会来看球。1973年春天，我代表八一队去呼和浩特打全国分区赛，北京队、天津队、河北队、国家青年队都在这个赛区中。我们把所有的队都赢了，包括国家青年队。
那时候不懂，因为感觉时间不多了，就拼命练，比赛时又用力过猛，结果把右肩打伤了，1981年世界比赛时还复发了呢。1973年初夏，全军运动会开打了，我跟毕东波打进决赛，我俩分获冠亚军。因为整个比赛我只输了一局，全军运动会打完，就直接把我调到了八一队，备战10月份的全国比赛。我从未参加过全国比赛，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，只知道竞争激烈，水平非常高。八一队的领队是贺捷，非常高兴我能到他的手下，所以很重视我；教练是陆巨芳，他刚从国家队退下来。八一队的训练强度很大，每天上午、下午两场，晚上还加班。陆巨芳告诉我，正手击球要有一点摩擦，这对提高命中率有好处。老将毕东波也一直帮着我练。
这一年，真是老天有眼，我的人生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说来也怪，当时还发生了一些有惊无险的事。整个夏天，我大概就一个半天没有练，那时球熟得闭着眼都能打。可能练多了，右手顶着拍子的地方红肿了起来，疼得没法握板，有医生说是个鸡眼，要动手术，起码一个星期不能练，这不就要命啦！我去八一队医务室找洪大夫，他说不是鸡眼，是你磨得太多，顶得太厉害，下面起了个水泡。于是，他拿消毒后的刀片把老茧刮掉，下面真是一个发亮的水泡，水泡挑破后抹点药就不疼了。八一队的训练基地在红山口，有一天我与队友带上面包、汽水去爬山，花了两个多小时爬上山顶，整个香山和海淀都在脚下。为了尽早赶回去训练，我便想拉着树枝径直下山。这山有几百米高呢！谁知我跳下坡，刚拉着树枝，“砰”一下就滑下去了。我当时就觉得完了，突然一下子停住了，我的身子被山崖边的一棵树挡住了。结果裤子被划破了，右腿出了很多血，后来小腿膝盖上留了一个大疤。真是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。10月份，我代表解放军队去武汉参加全国比赛，组委会招待大家吃武昌鱼，我回宿舍不久就上吐下泻，全身疲软得不能动。领队贺捷急坏了，送我进医院的单人病房打点滴。一天以后，我想了一下，态度坚决地对贺领队说，夏天练得那么苦，这一辈子第一次的机会来了，这么躺下去好人都躺坏了，你死活得把我从医院弄出去，否则我就偷偷跑了。但医生说不能出去，医院得负责任。还有一天就要比赛了，我突然觉得好一点了；再隔一天，精神也好起来了，吃东西也正常了。比赛正式开始，52个职业队打团体赛。八一队一路顺水顺风，我发挥得也很好，只输了三场。因为第32届世锦赛中国男队输了，国家队的教练分散在场子里看人，徐寅生和李富荣也来看我比赛。我当时没有想太多，亏得没有想太多，否则缩手缩脚就打不好了。八一队打进了决赛，最后输给了辽宁队。
打完团体赛后休息一天，那天贺捷带着我，正巧在走廊里遇见徐寅生。我当然知道徐寅生，大家都是上海人，但没说过话。贺领队大概觉得我们已打到团体第二了，就直接问徐寅生：李振恃能进国家队了吧？当时就我们三人在场。我离开也不是，不离开也不是，低着个头站在旁边。徐寅生很干脆地回答了贺捷，不行，他不拿男子单打冠军，不可能进国家队。在中国，最难打的比赛就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，尤其是男子单打。说老实话，我当然想进国家队。但就我的特殊情况，技术上有贵人相助算是绿灯的话，政审方面却是红灯。这边是绿灯，那边是红灯，红灯时间长，比绿灯还厉害。所以我没有说啥。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经历了团体赛，国家队那么多大名鼎鼎的高手并不是不可战胜的。这不是说我的水平有多高，有多骄傲，而是我还不知道深浅，当时只是叮嘱自己，上场了不要害怕。
单打开始了，小组赛五人取一名，输一场就危险了。我这组里有国家队的谷振江和刘荣海，结果，我以全胜战绩出线。进入淘汰赛后，我一路以3∶0赢了国家队队员王家麟、李卓敏、许绍发等，我跟周兰荪打的半决赛也比较顺利。他人高马大，反手特别好，每年联赛都凭实力打进前四名。我跟他硬打肯定不行，便打虚虚实实的套路，最后以3∶1取胜，进入了决赛，对手是国家队的刁文元。
有意思的是，当时半决赛原定在两张球台同时开始，我都在等着入场了，却宣布刁文元和李鹏在上半区先打，我跟周兰荪在下半区，故而晚15分钟开始。据当时的传说，是毛主席要看转播，不知道是不是事实。这样，我就坐在旁边看刁文远与李鹏打第一局比赛。真是老天开眼了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没有想到国家队的李鹏接刁文元的发球竟然飞天飞地，不是下网就是出界。我仔细看了刁文元魔术般的发球动作，他这么一拧反手发到你正手，上下旋总有一点不一样，发上旋的时候是从上往下，发下旋时则有一点往侧面。这个小漏洞被我看出来了。赛场上的每个人都说，我若进决赛，跟刁文元的球不好打，主要是他的发球不好接。
单打决赛之前，我和伍时宝搭档，与浙江队的徐阿科、朱乃桢进行了混合双打的决赛，我们以3∶1拿下，获得了冠军。这对我也有帮助，因为人活动开了，气氛也适应了，赢了混双心情也很爽。一小时后，我与刁文元的男子单打决赛开始了。当时，刁文元也没有太把我放在眼里，入场的时候，我穿短衣短裤，他穿着绒衣。第一局他先是笑眯眯地发球，我一看是从上往下的，就正手一板。他觉得有点奇怪，认为我可能是蒙的，第二个又来个从上往下的动作，我再打一板。第三个发球，他往侧面发了，我一看是下旋球就搓一板。掌握了这一窍门，我连胜两局。第三局打到以18∶12领先。我思绪一转：再拿三分就是男子单打冠军了。结果一分神，场上比分17∶18了。我定定神后处理了几个来球，以21∶19赢了刁文元，荣获了1973年的全国比赛男单冠军，顺利地进了国家队。
1973年对我来说是命运的转折年，多么重要，多么有意义。
原标题：《李振恃（上）：空军队的上海球员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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